擴大內需與退稅

2008年的政黨輪替迄今，景氣走疲困境益發嚴重。固然停滯性通膨問題國際皆然，不獨台灣，但各國政府卻也都沒有理由坐困愁城，必須盡可能用所有的政策工具減緩民生痛苦、甚至縮短衰退週期。

從「九萬兆」政權上台後，國內最有意義的政治辯論，恐怕也是環繞在如何抗通膨與衰退。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很清楚，透過擴大內需的公共投資彌補民間投資的不足，進而帶動就業機會，並對已受損的民間購買力予以支持。

相反地，民進黨提出的對案則是退稅於民。其理由在於，台灣的擴大內需向來與政治綁樁牽扯不清，若計入中間的回扣陋習，則每百元的擴大內需金額大約僅剩7成能夠落實。更何況，先前報載各縣市政府提報的擴大內需項目被詬病者眾，如果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，倒不如直接退稅給民眾，訴諸私人自行消費的方式還來得妥當。

究竟是公共投資優先？還是退稅於民？無疑是個嚴肅的財政爭議，在政策優先性上究竟孰優孰劣？其實相關研究也莫衷一是。原則上，偏好公共投資優先者，大多傾向凱因斯主義，並將財政工具視為調節投資與消費失衡的重要手段；惟至1980年代後，新自由主義抬頭，視財政干預為市場扭曲，故退稅一方面節制了政府的干預程度與範圍，另一方面則寄望藉退稅手段讓個人能在市場自行消費。

依我們之見，在台灣的脈絡下，擴大內需絕難如凱因斯主義學理般地完美，其理由業已經民進黨做過充分闡述。但幸運的是，我們逐漸對此有所警覺，倘若內部治理如現之立院、之後的監察院，以及外部公民團體與媒體能廣泛地參與監督，則現實與學理的差距似有可能進一步縮小，也未嘗不是台灣民主再次深化的契機。

相較之下，新自由主義的退稅於民主張，則有不小的後遺症。首先，當弱勢民眾在衰退期間拿到退稅稅款後，往往會有較強烈的儲蓄或償債動機，故實際用於消費的比例不但難測，甚至可能與活絡民間消費的預期相左。畢竟政府預算有執行強制力，私人消費則否。其次，政府的財政手段無論是擴大內需或補貼，若處理得當尚有扶助弱勢的再分配功能，但退稅則難以顧及公平性問題。也因此，政府保留賦稅籌碼針對標的群體補貼，應是較理想的狀況。第三，除非是超徵或盈餘，否則退稅的正當性都不大，反而惡化赤字。雷根執政時期減、退稅所造成的鉅額財政赤字，堪為殷鑑。

承上分析，我們認為退稅固然易於理解，但效果容易適得其反。我們樂見民進黨提出有意義的對案進行政策辯論，然若能堅守反對黨角色，嚴厲監督、審查擴大內需的用途，則更恰如其份，也助益於台灣民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【轉載自台灣立報】